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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平致习总的三封信

2015-2-1 09:58| 查看: 124199| 评论: 0|来自: 中语在线

摘要: 反腐是治标,不是治本。不实行宪政,搞运动治国,反腐就是守着粪坑打苍蝇。中国的现实是:极大的富裕,极大的不公;人人反贪,无人不贪。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腐败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文化。
 
  习总先生:
  祝贺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你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之际接班,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众望所归。从此,中国向何处去,对你来说已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的智慧和决心,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满于旧制度的不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3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人们终于发现:在公平之上,还有正义;正义之上,还有人道。中国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人道主义。
  以人为本,把人当人,包括对思想自由与独立意志的尊重,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缺此,无论做宪政梦还是富强梦,都会以噩梦结束;缺此,无论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都会以悲剧告终。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
  宪政是共识,关键在于谁主立宪。君主,民主,还是党主?君主立宪是康梁的理想,民主立宪就今日中国而言是太遥远的未来。在目前条件下,只可能是党主立宪,即在共产党领导下解决共产党自己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的问题。诚然,正如朋友翁永羲所说,就象医生给自己开刀,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中国别无选择。除共产党外,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主导政治改革。能亡中共的,只有它自己;能救中共的,也只有它自己。“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俞正声)政改是共产党对自己的革命,是共产党的政治突围。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一明先生的意见:为了政治改革成功,“这个党的领导不但不能削弱,还应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不但不能削弱,也应加强。人民应该再给这个党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党毕竟前三十年统一了国家(尽管贫字当头),后三十年富裕了社会(尽管两极分化),应该再允许这个党探索三十年,中国社会可能会有根本的改变。”(对“致习总先生公开信” 的评议)
  作为红二代子弟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我相信你对党的忠诚,不愿意看到苏共解体的事件在中国重演。但是,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和共和国的领袖,你对国家和民族负有更大的责任。你无疑希望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中国人民也支持共产党。但现实是中共这个曾经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腐化了,背离了人民。造成党腐败的原因主要不在党政官员的个人品质,而是缺乏监督的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因此,整党、清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政改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习总先生,你相信共产主义,我不再相信。但我尊重一切真诚的共产党人。从傅立叶、欧文、马克思到陈独秀,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幻想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财产公有的社会。为实现人间天堂,欧文建立了“新和谐村,”毛泽东首创了“人民公社。” 但它们都失败了。
  罗素曾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 从1949到1979,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作出过真诚的努力。它在30而立之年告别了共产主义,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无数向往自由解放的优秀分子,结果却开辟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它许诺人们天堂,却把他们带进了地狱。在付出亿万生命代价之后,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失败了。从纯粹哲学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不完美的人性战胜了完美的主义。换言之,不是共产主义太坏而被人类抛弃,是人类配不上共产主义。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的邪恶,而是因为它的崇高;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不可能。也许,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的劫数,人类在劫难逃。悲剧的根源是人类的无知、愚昧和狂妄:它企图挑战上帝,创造新人类。幸运的是,疯狂之后人类终于恢复了理性,认识到一个理想无论多么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实验。
  习总先生,我们是同时代人,有着相同的经历,相信在许多方面也有共识。以大公无私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不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它是不符合人性。人性——天使和野兽的结合——只能用制度来协调;任何用教育或强力来改造人性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洗脑虽一时有效,但不能长久。在压力下,人性可以沉默,扭曲,甚至折断,但绝不会改变。其实,今天弥漫全国的贪婪和腐败正是长久被压抑的人性的本能反弹。应该承认,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是执着的;他们比我们更有魄力,更有牺牲精神。今天的中国人,无论是拥共的还是反共的,都缺乏一种真诚。有人曾问一位从共运走向民运又从民运走向基督的朋友是否真信上帝。他的回答是:“胡锦涛真信共产主义吗?”这是一种可怕的亵渎:连上帝都敢信,还有什么不敢。苏共解体时,两千万党员无动于衷,违背了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我不知道今天中共八千万党员中有多少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会在党有危机时挺身而出。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八年中我所见到的非党的共产主义信徒比我一生中在中国见到的要多。
  习总先生,很高兴看到你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但是,权力这只野兽贪婪、暴虐、狡猾、诱人,并具有极大的排它性,把它关进笼子绝非易事。中国共产党拥有巨大的权力,同时也负有巨大的责任。政改的核心是规范、约束党的权力,它的突破点只能是党内民主。 没有理由期待一个对自己都无法监督制约(或曰“不民主”)的政党会对别人民主,会与国民党或中国其它政治势力分享政权。鉴于自身的局限和苏联解体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不能、不会、也不该把开放党禁作为政改的突破点。但它完全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美国建国初期,也是一党——华盛顿革命集团——独大,没有与其它政治势力分享政权。通过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它逐渐实现了全民民主。通过宪政,华盛顿革命集团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自我分裂成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后又演变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延续至今。同样,日本今天的两党制,也是从自民党一党分化出来的。 它为战后日本政治的稳定提供了保证。
  美国宪政经验
  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宪法是最高纲领,无人可以超越。但美国宪法是怎么来的呢?上帝没有给美国一部宪法,美国的宪法是人制订的。具体地说,是战胜了英国殖民者的华盛顿革命集团制订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是由这一集团执行的。1787年,55位反叛者(后称国父)聚集费城,争吵了117天,于是有了美国宪法。17⑧9年,美国第一次总统选举,390万人中,只有不到20%的人有选举权。没有选举权的人包括女人(50%),2/5的黑人(10%),不纳税的穷人和反对过革命的人(20%)。这不是君主立宪,也不是民主立宪,而是典型的“党主立宪。”
  华盛顿和他的战友们没有与被赶到英伦三岛的保守派共同制宪,也没有与国内自由派托马斯-潘恩和亨利-帕特里克—— 前者是《常识》的作者,后者提出美国革命著名口号“不自由,毋宁死”——分享政权。但是,他们在解决内部分歧时是充分民主的。认识到派系斗争是政治的题中之义,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中没有用他在独立战争中获取的巨大威望和权力压制反对派,而是端坐在他的木椅上,像一坐雕像。与此同时,他的朋友麦迪逊忠实地记录了制宪会议的全过程,留下了一部众人合写的历史巨著——《制宪会议记录》(Notes On Philadelphia Convention)。三十年前,笔者从中国到美国读书,通读了这部63万字的笔记,惊讶地发现:原来政治还可以这样搞。
  三权分立的顶层设计
  权力制衡不是美国国父的发明,他们的杰出贡献在于把权力制衡的原则(普世价值)和美国现实(美国特色)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国家机器。
  (1) 行政权 制宪会议代表要决定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统的人数和权力。最初的共识是:为了防止个人独裁,必须集体领导,不能选一个人当总统。沿着这条思路,代表们参考罗马共和国双执政官的经验,提出设立两个或四个总统。最极端的方案甚至提出选举13个总统,分别代表13个独立的州。面对众说纷纭的局面,睿智而富有政治经验的富兰克林一锤定音,以雄辩而简洁的常识说服了大家。他说:行政的最高美德是效率(The highest virtue of the executive is efficiency)。为了实现效率,必须一人负责。一辆车不能同时有两个司机,如果怕司机违章驾驶,可设警察在一旁监督。(中国常识:一个和尚挑水,两个和尚抬水,三个和尚没水。)
  (2)立法权 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议会的权限。为决定议会人数和选举方式,代表们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几度拔剑威胁决斗 。在参考比较罗马贵族院、英国上下议院和反复衡量大州、小州权益之后,代表们终于在富兰克林的另一句名言上达成共识:立法的最高美德是贤明(The highest virtue of the legislative is wisdom)。为了达到贤明,必须集思广益,不怕人多,不怕旷日持久的争执扯皮。(中国常识: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3)司法权 相对容易的是司法权的界定。没有太多的分歧,代表们再一次采纳了富兰克林的意见:司法的最高美德是公正。为了保持公正,司法必须独立。考虑到法官也是人,会受到金钱和权势的诱惑,宪法规定了法官的优惠待遇和终身制。政治的最高艺术是妥协,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人性和制度的统一。在制宪会议中,我们看到这两者的完美统一。
  美国宪法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由此而来的政治制度也与英国迥异。没有人完全同意这部宪法,但它又是国父们各自所能争到的最好结果。就个人来说,富兰克林喜欢君主立宪。汉密尔顿主张帝制,更多的人则倾向于地方自制。制宪会议成功的关键不是谋略,而是妥协。通过妥协,习惯在荒野中开垦的美国人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找到了一条路。
  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路。
  宪政民主是中国的出路
  习总先生,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经济改革由此突破。今天,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已成为党内外精英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具体表达方式就是党内民主。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正确描述。但他终其一生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在中共九十年的历史上,党内的反对派,总是被打成反动派。鉴于这一历史教训,政改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党内民主,把本来就存在的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制度化。具体做法可参考越共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经验:党内两派选出代表人物,依执政理念不同竞选最高职位;军队在竞选中严守中立;竞选双方遵重选举结果,在朝的执政,在野的监督;最后七、八年再来一次。我相信,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一党两派制一旦确立,腐败将从根本上受到遏制。随着党内最高领袖的民主产生和派系监督的实现,“权为民所赋”将成为现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将为公民取代;施党内家法的纪委和庞大而扰民的维稳机构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对此俞正声先生有不同意见。他在2011年上海一次党员大会上说,党内分派势必引起党内分裂,使党成为政客野心家的竞技场。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但问题是,不允许党内分派,党内政客野心家就不竞技了吗?不准明争,就会暗斗;不数人头,就砍人头;不是七八年选举一次,就是七八年内斗一次。孰好孰坏,不言而喻。所以,关键不是禁止党内分派,而是建立规则,让党争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
  习总先生,纵观世界历史,凡成功政治改革无不自上而下。但是,改革失控导致革命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人们常说改革和革命赛跑,这并不正确。在更多的情况下,革命和改革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托克维尔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一规律完全适用于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和满清王朝的最后统治者。他们都有心向善,梦想和谐社会,却都在政改的路上碰上了革命的无常。与他们的前辈——路易十四、 伊凡大帝和扬洲的屠城者——相比,这些末日王朝的统治者无疑是开明和仁慈的。 历史的吊诡:王朝总是亡在它最好的时候。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 这是宣传鼓动,不是事实。历史的真实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歌唱;压迫越深,歌声越嘹亮。经历过镇反肃反反右和文革残酷阶级斗争的中国人,不难理解个中道理。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今天的民怨和每年数以万计的群体事件,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言论逐渐开放,恐惧正在消失,人民不再愚昧。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危险的时期。
  毛泽东相信阶级斗争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方立之反对共产党,提出“民主不是赐予的。”在对斗争哲学的信仰上,他们没有区别。相信斗争,不善妥协,我们会在没有矛盾的地方找到矛盾,在没有斗争的地方开展斗争。事实上,推动人类进步的不是斗争,是妥协。媳妇的斗争不能结束婆婆的专制,要结束婆媳的天敌关系,只有改变家庭结构。对这一点,凡是仔细观察过近年来中国家庭关系变化的人,相信都会有同感。同样,被压迫者的斗争并不能结束政治迫害,要结束政治迫害,只有改变政治结构。
  在专制淫威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我们是刁民;动乱革命时,我们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以外,我们似乎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中国人从未做过公民,更没有公民社会。重读历史,我们看到导致幸亥革命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并不是公民维权,而是一场典型的刁民运动;它是一群贪婪的乡绅对一个垂死政府的无耻敲诈。王朝初年都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就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刁民是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他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则为暴民。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宪政民主,使政府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人民完成从刁民到公民的转变。
  宪政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封建,告别革命,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这条路走通了,中国将走出王朝循环。失败了,中共将同历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样,成为历史沧海中的一个泡沫。千秋万代是秦始皇的梦想,打江山,坐江山是农民的境界。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与此不同。事实上,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对中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主动地开展政治改革,实行政党政治,使中国有序地走向民主。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把权力关进笼子与军队国家化
  习总先生,政见不同、争权夺利是政客的本能,也是政治的题中之义。但是否以暴力解决分歧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你有你激进的理由,我有我保守的道理。双方尽可争论,但都应遵守人类底线,不要相互杀戮。拒吴忠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披露,林彪9-13前曾一度想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十年内对政治局委员采取四不——不抓、不押、不撤、不杀——政策,并把此项政策作为命令传达到每一个解放军指战员,使其成为纪律。这是林彪鉴于党内残酷斗争历史,为自己和他的战友们寻找一条活路的最后努力。似乎是不想自取其辱,信写好没有发出。可以想象,即使此信提交政治局讨论也很难被通过。因为当时大权在握的江青集团不会预料到五年之后(1976)他们自己会被军人抓捕,正如五年之前(1966)林协助毛用军队逮捕其他政治局委员时没有想到会有9-13一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政治有时不是来世报,而是现世报。
  写这封信时的林彪,处在他一生中最清醒的时刻。精研政变,深谙权术,相信政治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林彪终于在太晚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道理。他想把军队关进权力的笼子,却已失去了笼子的钥匙。他本来是有——至少是部分拥有——这把钥匙的。
  习总先生,作为总书记和三军统帅,你大权在握,完全具有推行军队国家化的条件。需要的只是智慧和决心。希望你接受林彪的教训,及早让军队退出政治。切不可认为今天能控制军队,就永远可以控制。殷鉴不远,萨达姆、穆巴拉克、卡达非控制军队几十年,最后还是成为军人政治的牺牲品。如果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普世价值,把军队关进笼子就是当务之急。毕竟,人类早已走出了丛林,用军队搞政治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国家要长治久安,军人必须退出政治,不对政府指手画脚。因为无论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都是腐朽的封建思想,最终只会导致动乱。倘若类似天安门事件的民变再次发生,需要军队开枪镇压,我相信中国军人不会再服从命令。从前年的埃及事件中他们已经看到,军人的命运并非注定是刽子手或替罪羊。只要有机会介入政治,凭借一纸“绝不向人民开枪”的声明,他们就能以收拾局面的名义收拾政权。这种既得民意,又得实利的好事,军人不会看不到。结论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党绝对指挥不动枪;一旦突然事件发生,只能是枪指挥党。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在美国,重大政治问题最终都变成司法问题。不幸的是,它们在中国都变成军事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是毛泽东的信仰,也是除自由派外所有中国政客的信条。据说***初任总书记时,曾支持王沪宁军队国家化的主张,遭到军人反对。现在看来,即使确有其事,江也不是真正想实行军队国家化,把党军变成国军。他支持王,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控制军队。邓小平去世后,江大权独揽,再也不提军队国家化的主张。
  陈公博在回忆录中说:一生从政,两点经验。(1)凡天下事,到不得了的时候,就了了;(2)凡中国事,到军人妄言干政的时候,就乱了。试看今天中国,少将朱成虎,罗援,张召忠在CCTV上竞相亮相,指点江山。中将刘亚洲为自由派作家赵无眠旧书《百年功罪》写序,带三十位将军站台。上将刘源为左派领袖张木生新书《读李零,思国运》写序,携六位将军助阵。军人如此干政,实非国家之福。严肃军纪,不仅要禁止军人喝酒,更应禁止他们论政。
  习总先生,看了网上流传的南巡讲话,知道你对苏联军队在苏共解体时的表现失望:“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人是男儿。”可是,如果军人开枪了,苏共政权就能保住吗?六-四的经验不能无限重复,一个靠坦克和刺刀维持的政府是不能持久的。事实上,苏共解体不是少数政客的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其根本原因是苏共的腐败和脱离人民。没有人愿意去为一个腐败的政府殉葬。要避免苏联的悲剧,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路,在经济改革成功之后,开展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
  习总先生,我们都知道党国之后,必然兴起的是军国。在党政不分的党国体制下,军队国家化是个伪命题,因为党本身就是国家(朕即国家)。只有在宪政民主实现之后,军队国家化才有可能。军国是党国意识形态崩溃的产物。它是一个靠力量而不是信仰维持的政权。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中国正不可避免地从党国转变为军国。美国不喜欢军国,因为它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但中国似乎却别无选择。它付不起美式民主的高昂代价。
  军队是中国社会最有组织的力量,注定要成为党国遗产的继承人。看到你最近频频视察军队,感觉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你对军队比你的前任有更深的感情和关系;担忧的是你会太依赖军人的力量,忘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衷是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必须承认,中国已接近富强,但并不民主。我支持军国,是因为我相信它是从党国走向民国的必经阶段。军国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社会转型必须的秩序,而秩序是中国最稀缺的产品。正如经济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治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宪政民主建立之前,只有军队能提供这种秩序,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吊诡的是,政改的目的是把中共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军队支持政改的目的是让军人远离政治,不再干政。总而言之,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你不约束权力,它就会祸害百姓;你不把军队关进笼子,它就会把你关进笼子。
  邓小平晚年最大的功绩是取消了干部终身制。老人退出政治,中国没有乱;军人退出政治,中国只会更好。
  南方周末事件的启示
  习总先生,当你说宪法的尊严和灵魂是实施时,我相信你的本意是党主立宪,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落实宪法的条款,使之从一纸虚文变成治国大纲。讲话被人们按自己的愿望解读,从而引发了崇拜力量的富强派和崇拜自由的宪政派在南方周末事件上的冲突。冲突的一方主张自由梦、民主梦、宪政梦;另一方强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没有人想挑战你,但双方无疑都想影响你,垄断对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的解释权。宪政派相信他们代表民意,站在历史正确一方,掌握中国的未来。富强派认为中华民族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它的梦想,冒然推行宪政派的主张只会中断梦的进程,使中国陷入分裂、混乱。宪政派的大旗上写着“普世价值,” 富强派的大旗上则直书“中国特色。”
  世界上无疑有普世价值,否则地球村不会存在。但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否则也就没有中国。尽管普世派和特色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平心而论,普世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特色更接近于中国的现实。没有普世,中国就没有梦;没有特色,中国则没有根。
  习总先生,改革开放和互联网的出现,使新闻自由成为时代潮流。党既然不能控制思想,自然也就无法控制言论。人生一张嘴就有说话的权利,生有一个大脑就有思想的权利,同时也就有不同意其它大脑的权利。南方周末事件再一次表明,政府对新闻的管理是如何落后于时代:傲慢的权力不仅要管思想、管言论、还要管梦。当南周记者戴志勇宣称中国梦是宪政梦、自由梦时,他并没有否认别人的梦。他只是阐述了自己的梦想。也许,社论的删改者更准确地把握了你的原意,而当今中国大多数人的确是在做富强梦。即便如此,也应该允许少数人做自己的梦。毕竟,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进入了多元化时代。
  习总先生,毛泽东带领中国站起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富起来,你无疑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使中国强起来。这是你的梦,也是中国的梦。的确,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接近这个梦。抛弃政治偏见,海峡两岸、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不会看不到中国三十年来的巨大进步。然而,中国梦是由无数个人的梦组成的。对两亿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寻找新生活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梦是孩子能在城里上学,自己能在城里安家落户;对已经基本温饱的白领小资,中国梦是活的更精彩,更有尊严,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对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他们的梦是国家能够立法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权力的无端侵害。面对这些不同的梦,政府的责任不是统一梦想,而是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促成它们各自的实现。
  困难的是,中国文化崇尚大一统,缺乏宽容,喜欢串梦。南周事件显示,一旦处置失当,梦的冲突也会导致社会危机。南周记者的梦不同于新闻检察官的梦,于是就发生了强制删稿事件;检察官的梦不同于自由派公知的梦,于是发生了集体抗议,要求庹震下台的风波。面对这类冲突,政府常常处于两难:既不能纵,又不能压;进退失据,宽严皆误。惩罚南周记者,必然引起自由派反弹,激化矛盾;撤掉庹震,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刘云山。
  阎锡山曾说:他是在中共、蒋介石和日本人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那颗都不行。习总先生,今天你也面对三颗不能踩破的鸡蛋:左派,自由派和权贵集团。踩碎农民工的鸡蛋,他们就会怀念毛泽东,做打土豪分田地的梦;试想百万农民工打着“居者有其屋”的口号和平进驻城市百万空置的新房。这些房子是他们所造,很可能还是贪官的产业。破了自由派的宪政梦,他们就会怀念辛亥革命,做天鹅绒、茉莉花的梦,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宪政,搞太子党接班,皇族内阁执政,拼爹他们没有希望。最难对付的是权贵集团,他们的梦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清算。吴思做过一个统计,以5%的贪腐比例计算,十年权贵集团非法摄取的财富是十万亿。若以贪污一百万作为惩治标准,要杀的人就是一千万。反腐的阻力何在,不言而喻。既不能杀,就只能抚。这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只能如此。自古贪官多能吏。鉴于他们在发展经济上的功劳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必须考虑赦免。在赦免实现之前,不宜冒然实行阳光法案。
  共产党和权贵集团
  习总先生,当你强调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时,我相信你是真诚的。问题在于,你的同事们真诚吗?他们真有这样的自信吗?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宣誓时都说过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看看温家宝先生是怎样奋斗的,再看看戴相农先生是怎样奋斗的。他们(家属?)在同一天买进平安公司的股票,获取了数百亿的利润。一个是共和国总理,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主管金融。这是典型的以权谋私内线交易。更荒唐的是,在确凿的证据——时间,地点,身份证——被媒体曝光后,中国却动用国家力量封网,不让纽约时报和人民见面。十年来中国经济成倍增长股市却徘徊不前,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党政机关内的硕鼠们利用职务之便肆意窃取股民的财富,把股市变成了权贵集团的提款机。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共产党内会出现一个权贵集团的人,当时他称之为“新生资产阶级。”这也是毛泽东1966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遗憾的是,他选了一条错误的路。“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迷信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认为,要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不腐败,必须鼓励群众造反,以七八年一次的文革方式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革失败后,共产党总结经验,没有再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样做的好处是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坏处则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这一集团罔顾党纪国法,大肆侵吞国有财富,并以国家手段压制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是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人民的名义共产,真诚地实践社会主义的话,今天的权贵集团就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和谐的名义封口,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寄生在共产党内,这个权贵集团管理和控制着数十万亿的国有资产。他们关心的不是民主自由,也不是公平正义,而是如何化公为私,从资产的管理人变成所有人。打着提高效率、反对垄断的旗帜,他们设计各种各样的私有化方案,把央企改制称为“最后的晚餐。”我们看到,苏共崩溃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为它殉塟,而寄生在苏共内部的权贵集团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自己的塟礼上发财的人。正如北大学者李零所说,中国最想共产党垮台的不是左派,不是自由派,而是这个权贵集团。把党吃光喝尽,然后挖个坑把共产党埋了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李零)。恰如清宫太监在偷盗宫中古董宝物后害怕溥仪查问,一把火烧了建福宫。(1923)
  习总先生,你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强国,不是民主,也不是民生,而是如何对付权贵集团的腐败和贪婪。权贵资本主义是共产党身上的肿瘤。摘除这个肿瘤,需要精心准备和充分的时间,但时间又不在你一边。时间拖的越长,肿瘤就会长的越大。更难的是,这是一次对自己的手术。你要对付的,很多会是你的朋友,同事,幼年一起长大的的伙伴,甚至自己的亲戚家人。坦率地说,我不知道现在动这个手术是不是太晚,也无从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解决权贵集团问题,共产党将不会有未来。
  记得最后一次回国见到一位老友,问起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他说:“共产党不会亡,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它。” 我反驳道:“一个人要死,好像跟他有没有儿子没有关系。”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共产党不会死,因为它太强大了。” 这里的逻辑似乎是:乔布斯不会死,因为他太有钱了。乔布斯2011年10月5日死于癌症。腐败就是共产党的癌症。
  习总先生,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共产党好,中国好;共产党亡,中国亡。在你的肩上,担负着比毛泽东、邓小平一代人更重的历史责任。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你的使命是给共产党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能完成政治改革,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的人,是真正的伟人。
  致总书记的信上网后,收到许多读者反馈,谨在此致谢。文章在国内互联网上流传转载,一直没有被封,出乎笔者意料。也许,网开一面,就是官方对此信的答复。
  笔者早年参加民运,曾把海外民运人士归为四类:有仇的,有瘾的,有病的和有任务的。我自己属于第三类。93年民联阵在华盛顿开合并大会,其时我已淡出民运,和另一位经历相同的友人一起到会场去看朋友。有人问我们怎么又回来了,答曰:我们早已出院,回来是看病友的。
  不久前好友芦笛约我到佛罗里达游玩,我告诉他我又病了,正在给习总写一封他不会读到,也不会答复的信。他笑了。与我一样,芦笛也患有同样的病。此病用毛泽东的话,叫“指点江山”,古人则称之为“以天下为己任”。去国三十年,早已是化外之民,故国的江山、天下与我们已无干系,病却一直未愈。华侨议政,似乎比“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的北京的哥论政更不靠谱;即为庙堂之上人士不屑,又为民运人士不齿。
  “你一个搞装修的,给习总写什么信。”——吴宏达
  冯胜平致习总总书记的第二封信
  1. 改革是强人的政治
  习总先生,掌控权力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回顾历史,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老人干政,也不是保守派反对,而是权力失控。上世纪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政改,无论初衷如何,搞到百万人上街,国家分裂解体,自己被软禁,也只能结束了。同样,满清末年的宪政改革改出辛亥革命,尼古拉二世的杜马改革改出二月革命,路易十六把自己改上断头台,也统统是权力失控的结果。与此相反,历史上凡成功改革,如俾斯麦、彼得大帝和蒋经国的改革,无一不是大权在握的铁腕人物“顶层设计,强制推行”的结果。(俞可平)俾斯麦说,民主是奢侈品,它只适用于有准备的人。彼得大帝用强力改造落后的俄国,蒋经国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
  对蒋经国来说,通往权力的道路是漫长的。国民党素有蒋家军队陈家党之称,为使蒋经国掌握党权,蒋介石不惜把他的老朋友陈立夫送到美国新泽西州养鸡;为使蒋经国独揽军权,他监禁孙立人(陆军总司令),撤销蒋纬国装甲兵司令的职位;为蒋经国清除政敌,他把政学系头目吴国桢(台湾省长)贬到美国教书;为防止孔宋家族(太子党)掣肘,他让宋美龄赴美长期休养,不干预台湾政局。与此同时,蒋经国排挤政战部主任王升,亲自掌控情治系统,对反对派无情镇压。正如经济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治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结束两千年的专制,必须是一个强人:在台湾,他要控制军警宪特;在大陆,他必须党政军大权独揽。
  革命是群众的政治,改革是强人的政治;前者依靠鼓动,后者需要实力。
  2. 与其鞠躬谢幕,不如开创历史
  习总先生,掌控权力需要时间,而你只有十年。未来的十年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关键,是对你勇气和智慧的考验。与蒋经国相比,你拥有太少的时间,却面临更多的问题。没有人替你清除权力道路上的障碍。以专制求民主,你的手段和目的南辕北辙,外界误解和攻击不可避免。对此,你既没有解释的机会,也没有犯错误的余地。这些都是不利因素。有利的因素是:老人政治已经结束;你与军队有天然良好的关系;人民对宪政民主的要求日益增长;五年内五个常委会退出政治舞台(年龄限制);十年内***/胡锦涛影响会逐消退(自然规律)。自从实行十年任期制以来,历任总书记面临的权力困境是:刚上台时权力最小,有雄心而无实力;临下台时权力最大,有实力却无时间。打破困境的最好时机是在你任期将满,大权在握之际,主动开展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与其鞠躬谢幕,击鼓传花,把矛盾留给下一代,不如开创历史,推行宪政,实行党内民主选举。在可控的情况下,由地方选出党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选出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选出总书记。在此之前,先在若干城市设立政治特区,做民主选举的模拟实验,以积累经验。此举成功,是中国的出路,共产党的退路,也是你走向不朽的千秋之路。选举结果无论谁当选,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既没有清算的风险,也没有百党争雄天下大乱的局面,有的却是民主政治的好处—派系监督,防腐机制和权力的有序交替。此外,党内选举也有助于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避免十年一次的继承危机。简言之,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习总先生,有人说,推行宪政,开始党内民主选举,你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当选总书记,实际主导政治20年,完成中国的政治转型。不错,如果参加竞选,结果很可能会如此。华盛顿1787年主持立宪,两年后高票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蒋经国1986解除党禁,两年后病故。若非病故,李登辉绝非对手。但是,除非十分必要,更好的做法是明确承诺不竞选连任。因为你若连任,再干十年,整个政改就会变味。不但政敌会诟病你的改革动机,你自己在政治上也会陷入被动。作为众矢之的,你将难以推行新政,开展下一步的宪政改革。古希腊梭伦有“立法者去国”之说,中国有无欲则刚的古训,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华盛顿的国父地位在美国无人可及,不仅是因为他开创宪政,更因为他可以连任而不连任。拿破仑之误,在于做了拿破仑,还想做皇帝。如果说推动政治改革,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的人是伟人,那么功成身退,主动走出权力竞技场的人则是圣人。在未来的民主中国,缺的不是运动员,是裁判;不是政治家,是精神领袖。宪政改革一旦出现危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力挽狂澜,控制局面。
  3. 党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会尊重法律
  习总先生,如果说党内民主解决的是十年一次的最高权力继承和执政党内部关系问题,宪政则关系到社会的治理和党与人民的关系。毋庸讳言,中国今天的现实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党比法大。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党比法大,而是党实行人治,随心所欲,置自己规定的法律条文而不顾。从未有人因违宪被起诉,法律的权威无人维护。官场遵循的三大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讲法;判案三大规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关系;法治的基本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总而言之一句话,人情大于法。
  和民主一样,法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需要培养。中国人重情,美国人讲法;中国人办事托关系,美国人有事找律师。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人治和法治。
  要实现宪政,当务之急是落实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未来的十年,是厉行法治的十年。党可以在法之上,但它必须以法治国,尊重法律的权威。党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会尊重法律,法治就不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而党也就永远无法走下法律。如果说法律是红绿灯制度,党就是警察。交通规则建立之初,警察的责任就是监督执法。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后,人们不再闯红绿灯,警察不再需要,党也就自然而然地随着警察下岗,走到法律之下。
  党是“上岗的”警察,随之而来的问题必然是,谁管警察?对于不习惯于权力制衡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问题。因为当你回答了这个问题,必定又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出现。其实,对权力最好的制衡就是权力本身。一个警察可以无法无天,但只要引进选举机制,让两个警察竞争上岗,他们立刻就会畏法如天,成为公仆。
  4. 强国VS宪政
  习总先生,既得利益集团不会支持你的强国梦。没有安全,强国对他们毫无意义。自由派也不会支持你的强国梦,因为一个没有自由的强国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更坚固的囚笼。但他们都会支持你搞宪政。在宪政上,他们有共识。
  如果我的观察不错,习总先生,你和你的同事们正在强国和宪政之间纠结。强国有风险,宪政更不安全。在极左和极右派的字典里,宪政直接就意味着共产党下台。但是,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搞宪政呢?从前人们也说过,共产党不能搞资本主义,否则它就会下台。结果呢?共产党搞了资本主义,它没有下台。“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引自前一封信)要说自信,这是真正的自信。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强国,而是宪政。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强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梦,而宪政则关系到太多人的具体利益。换句话说,强国是理想,宪政是现实。避开现实奢谈理想,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其实,强国和宪政并不矛盾,宪政是强国的基础,一个实现了宪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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